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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继承法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与祖父母共同生活的孙儿对祖父母的遗产有继承权吗

 王盛伟律师北京离婚财产纠纷律师,现执业于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法律功底扎实,执业经验丰富,秉承着“专心、专注、专业”的理念,承办每一项法律事务、每一个案件。所办理的案件,获得当事人的高度肯定。在工作中一直坚持恪守诚信、维护正义的信念,全心全意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论继承法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近年来,在遗产继承实践中,债权人利益受侵害之事屡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究其根源,在于我国现行继承法本身存在着疏漏与不足。受立法时特定社



  近年来,在遗产继承实践中,债权人利益受侵害之事屡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究其根源,在于我国现行继承法本身存在着疏漏与不足。受立法时特定社会条件的限制,我国继承法无论在立法宗旨,还是在具体制度设计上,都明显地忽略了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因此,在发生争议时,无论是受侵害的债权人还是司法部门,都深感缺乏可供遵循之规范及相关理论的指导。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一、继承活动中债权人利益受侵害的表现及原因


  受侵害的表现


  我国学者在论及继承活动中对债权人利益保护时,一般将债权人范围及受侵害方式做狭义界定,主要考虑对死者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和对继承人侵权行为的禁止。然而, 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普遍地将保护范围扩及到继承人和受遗赠人的债权人,被继承人生前侵权行为亦被列入禁止之列。我们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全面充分地保护债权人利益。在实践中,债权人利益受侵害形式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1.生前侵权。是指被继承人生前为逃避自己的债务,降低自己遗产的偿债能力,故意非正常地处理自己的财产。这种特殊侵权行为与普通侵权行为与普通侵权行有明显区别:侵权主体就是死者本人, 侵权行为正是其生前亲自所为。死者侵权意图十分明显, 若其无不良动机,则不属于侵权。侵权时间发生于死亡前一段期限内, 而其后果往往直到遗产清理时才暴露出来。侵权手段并不表现为对财产的直接侵害,往往貌似合法处分,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且因;死无对证;,债权人一旦受到侵害,将很难得到救济。


  由于死者生前有相当充分的时间准备,其可采用的侵权方式比较多样,具体包括:无偿赠与他人财产;非正常低价出售财产;对原先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担保;对未到期的债务故意提前清偿;故意放弃自己特定的债权等。


  2.普通侵权。是指被继承人死亡后,在遗产继承活动中,其债权人利益受到继承人或其他继承法律关系主体的非法侵害。普通侵权是继承实践中债权人利益受侵害的典型表现。其特征是:侵权主体十分复杂,既可能是单个或多个继承人,也可能是受遗赠人、遗产管理人,死者生前所在单位的侵权行为也非少见。受侵害的债权人与生前侵权的情形相同,也是指死者生前的债权人。从死者死后一直到遗产债务清偿完毕前,都存在侵权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侵权人可采用的侵害手段相当复杂。







近年来,在遗产继承实践中,债权人利益受侵害之事屡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究其根源,在于我国现行继承法本身存在着疏漏与不足。受立法时特定社




  普通侵权的具体表现形式往往与现行继承制度的缺陷相关联,侵权人经常有意或无意地利用了这些漏洞。举其要者分析如下:由于无遗产继承的公示催告制度,如继承人或遗产管理人等故意或过失不通知已确定债权人,或者不公示催告未确定债权人,债权人就可能无法得知死者死亡消息并申报债权。我国采取直接继承原则, 被继承人死亡之时,遗产直接转入继承人手中,债权人很难知悉遗产的具体状况,即使获知遗产不足以偿还债务,也因缺乏相应机制,如遗产破产、财产分立等,根本无法制止继承人继续占有、使用乃至处分遗产。我国实行自愿的概括继承制度。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特殊性质债务本应由继承人无条件履行,否则将有失公平,如被继承人生前为继承人操办婚事而负担的债务,理应由继承人清偿,但继承人即往往以;非本人自愿;为借口,拒绝清偿本应偿还的债务。我国适用无条件的限定继承制度和无规定期限的放弃继承制度,继承人全无对应义务之压力,如其迟迟不做出对自己继承地位的选择,债权人就无法尽快确定承担偿还债务之继承人,建立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同时,遗产可能长时间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一旦继承人出现资信问题,如债务累累、濒临破产,或者被发现存在某种侵权行为,如隐匿、挥霍浪费遗产等,由于没有;财产分立;制度及完善的遗产管理制度,债权人无法申请将遗产从继承人手中分立出来并使之有效管理。在遗产管理及遗产偿债过程中, 侵权人同样可能利用制度的不完备而实施侵权行为,如死者生前所在单位非法侵吞遗产;未清偿债务前,继承人将遗产交付给受遗赠人等。因继承法未规定财产追回制度及完善的法律体系,当债权人利益受侵害时,司法部门缺乏必要的法律手段来有效地追究侵权人的法律,切实保护债权人利益。


  3.规避侵权。是指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在自身受到期债务追索时,或因无偿债能力而无法履行法院生效的判决时,却又放弃继承或受遗赠权,以此来逃避债务的行为。与上述两种类型相比,规避侵权具有明显的特征:侵权主体与普通侵权情形相似,但范围较窄, 一般仅限于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受侵害对象不是指死者的债权人, 而是指继承人或受遗赠人自身的债权人。侵权方式相对单一, 侵权者只须明示放弃继承或默示放弃受遗赠,侵权行为就已经发生。







近年来,在遗产继承实践中,债权人利益受侵害之事屡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究其根源,在于我国现行继承法本身存在着疏漏与不足。受立法时特定社




  规避侵权可区分为不同类别:根据侵权人身份不同可分为:法定继承人规避侵权、遗嘱继承人规避侵权、受遗赠人规避侵权等。根据侵权人主体构成不同, 又可分为:单独规避侵权和通谋规避侵权,前者指侵权人单独实施侵权;后者则是二个或二个以上侵权人互相勾结,共同实施的,如王某有继承人甲、乙二人,王某去世后,甲与乙私下达成协议,甲放弃继承,以逃避债务;乙继承遗产后,将一定份额的遗产赠与甲。


  受侵害的原因


  在遗产继承实践中债权人利益频受侵害,这是目前我国经济领域秩序混乱的局部反映,也是我国法制不够完善的一个缩影。当然,继承活动有其自身规律,侵权行为的发生也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具体而言,受侵害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四种:


  1.公民法律观念淡薄。由于传统自给自足农业型社会的历史渊源,以及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公众普遍缺乏法律意识,所有权应得到保护、债务必须履行等法律原则无法成为社会成员共同认可和遵守的行为准则。


  2.社会干预乏力。长期以来,受;清官难断家务事;传统观念影响,我国社会大都不愿介入到继承活动中去,这就使得债权人缺少一个可依靠的权威组织,以对抗强大的继承人群体。在当今社会,由于遗产中债权债务成分越来越多,各国普遍加强了对继承活动的干预,以保证社会公正。我们认为,我国也应强化继承的社会化程度。


  3.亲属内倾保护。我国继承活动社会化并不明显,涉及相关利益主体除债权人债务人外,一般局限在亲戚范围内;同时,在我国一些地方,宗族势力仍相当强大,遗产继承经常由宗族头面人物主持,亲属内倾保护就愈为突出了。对债权人-他们直接或间接利益的对立方,往往会统一口径、统一步骤,联合行动,一致对外。而债权人因势单力薄,求偿成本过高,往往力不从心。


  4.法律制度不够完善。1985年4月15 日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同年9月11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马克思告诉我们:;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80年代中期,我国商品经济不很发达,特别是个体及私有经济并不活跃,个人资产额也不多,同时受;宜粗不宜细;立法指导思想影响,继承法条文过于简单,可操作性不强,有关债权人利益保护的条文规定更为粗疏。







近年来,在遗产继承实践中,债权人利益受侵害之事屡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究其根源,在于我国现行继承法本身存在着疏漏与不足。受立法时特定社




  二、关于继承活动中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制度设计


  如前所述,在继承活动中,债权人利益受侵害的表现及原因均十分复杂,其利益的保护实为一项法制系统工程。我们认为应对现行继承制度进行整体的改造与重构,以下制度的完善尤为重要:


  关于遗产范围界定的完善


  遗产范围的界定不仅直接涉及遗产偿债能力及特定债权能否受偿,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因此其完善与否是关系到能否真正实现债权人利益保护的核心问题。我国继承法第3条、第4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收入、房屋、林木、文物等七大类以及个人承包应得的收益。《意见》第3条规定, 有价证券及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等也属于遗产。很明显,我国将遗产范围主要局限于积极财产,而将消极财产排斥在外。我们认为,这样界定的理论及实践的可行性均值得重新审视。


  各个国家和地区关于遗产范围界定立法例,大体有两类:其一为大陆法系所采用,遗产包括积极财产和消极财产。如日本民法规定:继承人自继承开始时起,承受属于被继承人财产的一切权利义务。瑞士民法典规定:继承人因被继承人死亡取得全部遗产。有学者还将其作详细分类,如将权利细分为:无体财产权、物权、债权、形成权等;将义务区别为:第三人物上请求权对应之义务及协同登记义务、一般之保证之债务、公法上之债务等。其二为英美法系所沿用,遗产只限定于积极财产部分。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以间接继承为原则,继承开始后,遗产直接转入遗产法人手中,死者的债权人只能向遗产法人主张债权,继承人不对死者的债务负责。我国继承法借鉴了大陆法系的直接继承原则,却又将遗产局限在积极财产,因而在基本原则定位与具体制度设计之间似存在不协调之处。


  有人认为,我国实行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不允许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所以无须将债务纳入遗产中。笔者认为,遗产本身就是由权利和义务两方面构成的,二者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继承人要享受继承利益,必定要承担相应的继承义务;将债务排斥在遗产之外,继承人在法律上将处于非合理的优势地位,而债权人则处于相对劣势地位,这恰恰是对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的否定。还有人担心将债务当作遗产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可能导致;父债子还、夫债妻还;旧俗的死灰复燃。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继承人完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恰当地选择自己的继承地位,如限定继承、放弃继承等,以保护自己正当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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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接受继承与放弃继承制度


  概括继承、限定继承、放弃继承,是继承人对自己法律身份的定位及与债权人建立何种法律关系的选择。三项制度均起源于古罗马法。在遗产继承制确定之初,继承人只继承死者生前权利而不管债务,因为遭到债权人强烈反对,在社会上也被认为是有损死者名誉的行为,于是遂演变为继承人对死者的权利与义务的整个继承,而且不得从中进行选择,即所谓概括继承。在最高裁判官时代,最高裁判官发现两大不公平现象并分别做出补救:其一当死者遗产不足以抵偿其债务时,如仍要继承人负偿还,势必影响其利益,为此允许继承人可以;不参与遗产权;,即可以不参加遗产的处理,这就是现代放弃继承制度的雏形;同时裁判官还容许继承人在接受继承时编造;财产分册;,对被继承人所负债务仅以遗产为限,现代限定继承制度即渊源于此。其二当被继承人本为巨富,而继承人却负债累累时,继承人有可能将遗产先用于清偿自己的债务,无疑将影响死者债权人利益,为此债权人可以向最高裁判官请求;财产分割;,使死者遗产独立于继承人财产之外,所谓财产分立制度即发端于此。


  当今世界各国大多规定有这三项制度,且基本上沿袭了罗马法的传统。我国十分重视限定继承制度并将其当作继承法的基本原则,其用意在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允许存在有那种继承人因为产不抵债而一无所有,乃至卖儿卖女的现象发生。但继承实践证明,现行规定既无助于限定继承制度价值的发挥,也使诸多制度,如概括继承、财产分立、遗产管理等使用功能日趋萎缩,而这种状况恰恰就是许多普通侵权行为发生的根本缘由。


  有鉴于此,应当正本清源,借鉴外国相关立法例,并结合国情完善现行制度。我们认为重点要设计出继承人申请限定继承及放弃继承的程序,如申请期限、提交财产清册等。各个国家和地区对这一问题的规定不尽相同。法国民法典规定:继承人如欲取得限定继承资格,应向继承开始地民事法院提出声明,自继承开始之日起三个月内做成遗产清册,放弃继承不得推定, 放弃继承应向继承开始地民事法院登记。 我国台湾民法规定:为限定之继承者应于继承开始时起三个月内,开具遗产清册呈报法院,继承人抛弃其继承权,应于知悉其得继承之时起二个月内以书面向法院为之。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继承法也有类似的规定。我国可考虑将申请限定继承和放弃继承的期限统一规定在继承开始之日起二个月内,同时要求继承人向有关机关提交书面报告和遗产清册。至于递交的机构,申请限定继承的,应提交给遗产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放弃继承的,可在基层人民法院与遗产管理人中任作选择。另外,根据债权人的请求,申请者还应划拨出自己已占有的遗产,倘若遗产不易被分割出,应递交有关保证书和提供相应的担保。







近年来,在遗产继承实践中,债权人利益受侵害之事屡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究其根源,在于我国现行继承法本身存在着疏漏与不足。受立法时特定社




  公示催告债权人主要涉及下列内容:承担催告义务的主体,有的国家规定为法院,有的则以负责制作遗产清册的机关为催告主体。我们认为我国应规定由法院来承担,这样既与其他继承制度有关规定相吻合,又合乎《民法通则》中相关规定。催告的方式,一般而言可以根据个案不同而具体设定,其中通过张贴公告和媒体最为合适。催告期限, 包括发出公示催告公告的时间和债权人报明债权的期限。对此要作恰当的界定,我们认为必须虑及两个因素:其一继承实践的要求;其二与其他继承制度有关规定相协调。为此建议将前者定在死者死亡后15日内:后者则以公示催告公告发出后一个月为限。未依期限报明债权的后果。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报明债权的,仅得就剩余遗产行使其权利。









与祖父母共同生活的孙儿对祖父母的遗产有继承权吗

案情: 李朝英是江西省吉水县枫江镇居民,其前夫死亡后,于1976年2月与丧偶的胡金道结婚,两人在枫江圩镇定居。李朝英的儿子孔建国在乡下老家居



  案情:


  李朝英是江西省吉水县枫江镇居民,其前夫死亡后,于1976年2月与丧偶的胡金道结婚,两人在枫江圩镇定居。李朝英的儿子孔建国在乡下老家居住。1984年,为减轻孔建国的经济负担,李朝英征得胡金道同意后,将年仅两岁的长孙孔星接至身边,共同生活,并抚养孔星成年。胡金道于2000年去世,李朝英于2003年去世。胡金道与李朝英的丧事皆由胡金道与前妻所生之子胡小平等人办理。


  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胡、李两人的遗产,孙儿孔星是否有继承权有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孔星虽系李朝英孙子,但自幼与胡、李两人共同生活至成年,其与胡、李之间已形成了抚养关系。他们之间虽以祖孙相称,但在实际生活中已形成父母子女的关系,故应当视为养父母养子女之间的关系。我国《继承法》的若干问题意见中明确规定:收养他人为养孙子女,视为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的,可互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因此,孔星对其祖父母胡、李两人的遗产有合法的继承权。


  第二种意见认为:孔星与胡金道、李朝英之间不能视为养父母与养子女的关系,他对胡、李的遗产无继承权。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孔星系李朝英的孙子,他们之间具有直系血亲关系。李朝英为减轻其子孔建国的经济负担,抚养孔星至成年,但是孔星对胡金道、李朝英两人生前未尽赡养义务。胡、李两人去世后,孔星也未对两人的丧事尽一份力量。胡、李两人对孔星的抚养是自愿的、单方面的付出,并未期望在年老时能得到孔星的赡养与扶助,故胡、李两人与孔星之间的关系不能等同于那种无血缘关系但已形成抚养关系的养父母与养子女的关系。因此,孔星对胡、李两人的遗产无继承权。